记得《今日千岛湖》曾刊载《淳安几多书院》一文，拜读之后，很受启发。故笔者也想在这里�嗦几句有关淳安书院的事。
书院，汉代称为精舍。据《后汉书・包咸传》载：“因住东海，立精舍讲授”（汉东海郡在今山东南部和今江苏北部一带）。《后汉书・刘淑传》又载曰：“刘淑少学明经，遂隐居，立精舍讲授，诸生常数百人。”汉代的精舍，不属于学校性质，它没有科举功能。汉代的学校称作书馆。据清代王国维《汉魏博士考》云：“汉时教初学之所曰书馆。其师名曰书师；其书用《仓颉》、《凡将》、《急就》、《元尚》诸篇，其旨在使学童识字、习字”。
到唐代时，除精舍之外，又出现了书院这个名称。首先出现书院这个名称的，是唐开元六年（公元718年）。唐明皇设丽正修书院。唐明皇开办书院的宗旨是集文学之土，以研习儒家经典，掌校勘经籍，征集遗书，辨明典章。这种官办书院，也同汉代一样，是个儒学经典的研究机构，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培养科举人才，不属于学校性质。开元十三年（公元725年），唐明皇将丽正修书院改称为集贤书院，它的性质有所改变，则注意培养科举人才，带有学校的味道。
唐代还出现了民间书院，如前所述李渤在贞元中（公元794－796年）隐居庐山白鹿洞读书。南唐时（公元937－975年）就其遗址上建立了白鹿书院，后来成为唐代唯一的全国著书院。这个时候也有沿袭汉代，把书院称作精舍的，如当时的善福精舍，也是全国颇有点名望的书院。
在白鹿书院建立后不久，本县富山人方昊，字太初，号静乐。他在淳安北蔗山北麓的上贵寺中建立了淳安第一个书院――上贵精舍。北宋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由于读书人的增多，富山方氏重建上贵寺，并把上贵寺改称静乐院，既纪念了首创书院的方昊，又扩大了书院的规模。此事《嘉靖淳安县志》卷之八有记载。上贵精舍与白鹿书院是同一时代的产物。也就在上贵精舍扩建的时候，遂安县的詹安也着手建造瀛山书院。到南宋时瀛山书院成了全国著书院，因为有大学家朱熹来此讲学。
瀛山书院基本尚存，上贵精舍仅存基础，建议县有关部门借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的东风，把它们重建起来，以激励淳安后人，早日甩掉淳安经济、文化等落后帽子，还给淳安旅游事业增添书香之味。
淳西蜀阜书院是南宋时著名教育家、诗人钱时创建，它比上贵精舍和瀛山书院都迟一些。这些历代淳安县志均有记载。
书院创建于汉代，到了唐代才开始发展，但就其性质，严格说来，不属于学校；而是儒家经典学说的研究机构。到了宋代，书院的性质才开始演变成学校类型的。众所周知，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，到了唐朝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才成熟起来，但唐代的科举制度其实徒具形式，士子如果没有朝中贵族或大臣荐引，即使很有才学，也是不被录取的。富阳的罗隐和淳安的方干，就屡次尝过这种苦头。为此，罗隐还写一首诗，表明对唐代科举制度的愤慨抨击。诗的题目叫《黄河》：
莫把阿胶向此倾，此中天意固难明。
解通银汉应须曲；才出昆仑便不清。
高祖誓功衣带小；仙人占斗客槎轻。
三千年后知谁在？何必劳君报太平！
到了宋代，赵氏王朝进行了科学改革，推出了“凭才学取士，不矜门胄”的取士方针政策。天下寒士俱欢颜，读书人猛增。促进书院从单纯的研讨儒学说，开始快速演变成科举考试的预习所。书院的性质彻底地改变了。同时，赵家王朝还推出了官府奖励政策，鼓励民间大办书院，进一步促进了全国书院大发展。唐代全国只有一所著名书院――白鹿书院，而宋代全国出现了白鹿、石鼓、嵩阳、应天、象山等著名书院。淳安也同全国一样，出了象石峡、柘山、坛峰、蜀埠等淳安著名书院。
蒙古族建立了元朝之后，科举制度一度废除，但废除的日子里，江浙一带民间自费（富人出资）也多次举行了科举考试，虽然考出来的状元国家不承认，但二十年之后，朝廷迫于民意，下旨恢复科举取士制度。全国著名书院增至一百余所。蒙元王朝下旨：路、州、府、县皆建国家书院。
明代，全国著书院比元代更多，因为读书人进一步增多了，商人的子弟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了。《嘉靖淳安县志》就列出当时淳安有石峡、柘山、青溪、仙居、南山、坛峰、蛟池等七大书院。在明代，书院在讲学中出现了议论朝政的事，书院屡遭禁毁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中学《语文》课本中有《五人墓碑记》的课文，就是记叙当时著名书院――苏州东林书院被朝廷派人查抄的事实。我县的毛一鹭，就是因为参与禁毁东林书院一事，而被国人嗤之以鼻的。
清代，全国著名书院发展成一千余所，都以为科举应试为目的，完全成为我国古代学校的一种类型。唯阮元（字佰元，乾隆进士，清代大臣，经学家，江苏仪征人。）所创办的诂经精舍不课举业，倡为朴学（又称汉学，指汉代的古文经学，也指乾嘉学派，即清代古文经学派。），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，下旨将书院改称学堂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著名学者梁漱敏在重庆创办勉仁书院，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，以研究讨国学（汉学）为宗旨，企图复恢古代书院的本来面貌。不久，也为时代所不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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